模式牛书法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写字也罢，创作也好，不应拘泥，更应创新。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可能还在以篆书书写。
王羲之之所以伟大，除了一笔神韵的好字外，更在于其开创新体，继往开来。他师法的钟繇、张芝亦是如此。钟张也是在篆隶为主流的时代，开创性的立法真、草。所以史载至今。凡大家者，莫不如此。
有人认为，写一幅作品，应当字体统一，风格相类，不宜杂糅。此亦拘泥之态也。王献之的藁书早已告诉我们，真、行、草完全可以出现在一幅作品里。能不能写好看功夫、看本领，是人的因素，不是书体的错。他之所以和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原因自然很多，其一便是他的思想够开阔，不拘泥于前人（包括他伟大的父亲，并劝父亲改体）。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写书法需要文、书具佳吗？不是大文人就不能成为大书法家？就是妥妥的写字匠？这大概是一种错觉。似乎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都是文人，文在前，书在后。然细究之下，这个论点并站不住脚。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前，官员和爵位是世袭的，只有出身贵族、官宦之家，才有学习的机会或者是权利，普通百姓大多是文盲，没有成为书法家的可能性。而位居高处的书家也更容易被历史记录。这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使然。文化确实是书法的基础，却未必是书法的充分必要条件。王右军自称书不如张芝，然张芝的文化水平未必能逾右军。按照今天的教育水平，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恐怕都会超越古人，可为何书不如古？
因此，决定书法水平的真正因素，其实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形成需要文化助力（而非决定），而有文化未必就有正确的“世界观”。那些“书法不需创新论”“书体不能杂糅论”“写字必有出处论”都是拘泥的、死板的、反道的、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样的“世界观”加持下，很难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更别说写到什么境界了。古人的“口传心授”，其实是不临帖的，师傅只教你“笔法”“书道”，这个才是书法真正的“法”“度”“道”，在这个核心的指引下，受到启发的书者，才能在不失“法度”的情况下，彰显个性，百花齐放，成就了书法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正向研发”。而现在的学习方法、培训方法，很多属于“逆向模仿”，是妥妥的“皮尺设计部”，怎么可能推陈出新呢？
王羲之的很多经典名贴，是手札，书信来往而已，也未必就是大文、奇文。今天的书家可不可以也写写类似的东西，不必追求高深的文学作品呢？从道理上来讲，完全可以。从现实上来讲，走不通。何也？社会上它不认你这个东西。书家写了自己案头把玩可以。当今的书法作品，很难说具有实用性了，它出现的绝大部分意义在于文化性、艺术性、装饰性，谁愿意把“腹痛”“吃荔枝”这样的琐碎生活记录挂在墙上欣赏呢？张旭的腹痛贴是好，水平也高，放你家墙上挂起来你愿意吗？若讲收藏，99.999%的书家会被排除在外，更不具备随便写点什么的随意性了。
所以，当今书家在进行创作时往往会选择写写古诗词、经典古文、名联格言等等，既练习了书法又提高了文学修养，可谓一举两得。偶有自作并书的，就更加难能可贵。若据此就说人家没有文化，只会抄录，是一枚妥妥的抄书匠，恐有失偏颇。
正确认识现实、现象，客观评价他人、他作，本身就是正确“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仅从己之好恶或人云亦云地评价他人，即便做个批评者也是不合格的。对于提高自己的书艺更是百害无益。
与拘泥观念相反的，则是正确认识书法的核心要义，并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成就更好的自己。即便成不了大家，至少也要做一个雅士。
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