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牛《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近日接受俄罗斯《观点报》（Le Point）采访时谈论了他有关疫情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带来的冲击的看法。在谈论到中国时，福山饶有意味地表示：
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其实相比于西方其他学者，福山对于亚洲和中国的政治理解是更为深刻的，因此他可以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他在做出积极评价的同时也仍然在尽可能维持他相信的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可以理解。
当然，应该说在疫情面前，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仍然是有显著影响的，影响的范围并没有他所分析的那么小。一方面是，新冠肺炎自己没有意志，它虽然在一直处于基因变异中但基本的传播策略是不变的，既然规律不变那么应对的方式其实也被限定住了。不论是什么政体，其最后的应对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要么掐断传染链，要么抬高医疗天花板，而政体的区别则让国家能力产生了不同的表现。
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控制住疫情、基本实现新增病例零增长的国家。这一表现的根本在于体制能力。中国国家体制控制能力很强，社会也较为服从于管理，因此中国可以实现快速封锁武汉的战略决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广泛的禁足，从而快速掐断传染链，并集中力量在武汉打了一场对新冠肺炎的歼灭战。这一模式确保了，中国用少得多的医疗资源在全无既有治疗方法的时候压住了病死率，并为中国之后的复工创造了条件。尽管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地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应该说这是整体上代价最少的。
很显然，体制能力强悍虽然有其他问题，不过也可以提供一种底线式的保护，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
除了体制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信任，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而对于疫情而已，信任最大的来源是公开透明。公开透明是社会信任政府的关键因素，虽然在疫情初期，政府进行反应时节奏相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显得迟缓，也因此挨了不少社会的批评。不过这种透明和公开也获得了社会的信任，为社会的配合和疫情得到控制提供了保障，最终也随着疫情的缓和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合作。
更重要也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透明和公开也让国家在全球疫情大爆发后处于道德高地，这也是中国在应对外国不负责任的言论时最大的底气——我们做的没有错，并且是可信的。尽管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海外对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表现出非常不理解的状态，也基于现实政治利益，其精英往往喜欢装作不理解进而加以指责，但中国政府的透明和公开不仅有据可循，而且也争取了国内民众的坚决支持。所以，国际上不负责任的甩锅言论我们根本不用担心。
当然，公开和透明不仅仅是政府的，也是学术界的。在疫情初期有声音批评我们的学者着急发论文而卡数据，其实这种指责是不恰当的。不仅卡数据这种事情学者根本没有权限去做，同时正是中国学者在早期的论文和公开病毒的基因，让中国可以获得全世界专业人士的支持，并且这种有据可循的、开放的学术讨论是让各种阴谋论（比如人为制造和实验室泄露）被有理有据地驳斥。很显然，道理在手，不讲理的就不必怕。这也十分关键。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讲道理，但道理始终是理性博弈中最为有力的武器。
此次疫情以及之后的国际政治博弈告诉我们，公开和透明会产生一些麻烦，但整体上看信息公开透明恰恰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这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就初步得到检验的经验在未来应当继续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