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牛
文 / 郝亚洲：北京信息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他周围感性的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卡尔·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
企业家精神的三大规律
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理念，即企业家精神并非人类历史中凌驾于世俗社会的神圣之物，亦不是一个直入云霄的独立的精神王国，更不是一个被客体化的需要等待我们去认知的真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中写到，“对中世纪企业家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要一般性地贸然断言存在着行为不受时空约束的抽象企业家。在很多时代和地方，约瑟夫·熊彼特所设想的以经济进步为名的创造性破坏既不存在也不可取。同样重要的是，独立企业家的相对稀缺或无足轻重的地位，并不必然会妨碍经济增长。经济史学家必须意识到其他时代和文化的独特气质，并予以足够重视，也应对以偏概全或过于抽象的模型保持合理的怀疑态度。”
威廉·鲍莫尔在美国经济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萨伊—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延续者，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阐释者。他反对抽象企业家和主流经济学长久以来的模型化思维，其本意在于反对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静止不变的客体去看待。如果我们结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去看待威廉·鲍莫尔的经济史研究，应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家精神是人类在商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活动。它的重要性和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动态变化中。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影响着环境，并以不同的面目展示出来。
比如普遍认为中世纪的企业家精神受到了行会的限制，事实上，当竞争环境满足的时候，行会就是企业家的重要伙伴。比如封建主对自由贸易的许可孕育了早期的创业传统。在这一时期，受到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戒律影响，企业家追求的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而言的风险—利润，而是满足教会需求。此外，中世纪的企业家精神还受到了萌芽于本笃修道院的生产管理和水磨、风磨、以及土地改良技术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中世纪的企业家精神和现代社会的、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家精神有很大不同。企业家精神一直在发展，在和环境变化、技术发展的相互影响中，以当下时代最需要的面孔展现着自己。而对这种展现的认知，又绝不是主体论腔调的，而是需要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从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到经济全球化，现代企业家精神中被赋予的新教色彩越来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对管理变革的孜孜以求。这也说明了，企业家精神是是属于实践者而非属于理论世界的。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写，“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及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企业家精神是人类活动，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认识论，亦是彼得·德鲁克创新体系中的管理实践。
既然企业家精神就是实践，从早期的商品交易到大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再到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物联网时代的人机关系的新构建，它始终处于变化过程中，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不变的内容始终在指引着这些变化？
对于这个内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存在是透过其价值的创造，我们可以认为是人的价值最大化。而人的价值最大化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以自身为目的创造价值，一个是在社会关系中创造价值，如马克思所言“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如此，企业家精神也脱离不开个人和社会这两大范畴。同时，因为生产关系被生产力所决定，企业家精神的展现机制就会有所不同。回到前文威廉·鲍莫尔对企业家精神史的总结，企业家精神并非始终都是熊彼特眼中的进步力量，那种带有负向作用的企业家精神被称为“寻租性企业家精神”，带有正向意义的被称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在完全市场经济中，“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企业做出创新，“寻租性企业家精神”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企业家精神的展现终究是要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对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在熊彼特的现代创新理论中，认为创新代表了企业家精神，而非发明。虽然创新和发明都是来源于个人的观念和能力，但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代表着通过系统化作业将新的资源组合放到市场化环境中，并以用户或者社会的反馈来决定创新是否成功。而发明如果不进入到市场环境中，是起不到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德鲁克最有名的一个结论是，企业家的本质就是有目的，系统化的开展创新。德鲁克的一大贡献在于把企业家精神从经济学或者管理学领域提炼了出来，进行了社会化改造。企业家不应该独属于企业，而是应该成为一种社会能力。为什么美国可以抵抗康波？德鲁克认为当时的美国是企业家经济，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努力创新。
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内在规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往往代表经济周期即将发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济增长或者说新一轮的周期来自于对前一段经济均衡的破坏，这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毁灭”（也被译作“毁灭式创新”）。肩负起“创造性毁灭”重任的是企业家群体。在经济停滞的时候，前一周期的企业家群体会因为创新动力不足和市场竞争的充分而被迫退出，与此同时，还在坚持做资本投入的企业家以及正在寻找机会开辟新市场的新企业家群体跃跃欲试。当新企业家群体再次涌现的时候，说明新的周期到来了。
企业家精神的第三个内在规律是否定之否定。首先，创新的外在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熊彼特写到“一旦允许质量竞争和销售努力进入神圣的理论境域，价格变数就被逐出它所占的支配地位。……有的价值不是那种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他们的基础和他们的生命。”熊彼特举了零售商的例子，他眼中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竞争不是在一个区域内增长同类型的商店引起的，而是来自于百货、连锁、邮购商店和超级市场，这些机构迟早必然毁灭销路越来越窄的零售商店。
崛起于战后的实体零售渠道在21世纪最初十年很快被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网络渠道毁灭，但随着体验经济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实体零售渠道再次回归，反而导致了仅仅提供交易价值的网络渠道的没落。但这一次实体零售的回归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为相比上世纪的传统渠道，场景、社群和生态成为了导致物联网时代的零售出现螺旋上升关键内容。
对立统一、量变引发质变和否定之否定，是企业家精神的三大内在规律，也恰恰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这很好理解，企业家精神是属于人的实践范畴和历史活动，它也必然会统一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规律之内。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结合到一起看，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而非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其中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本质就是创新，而创新被熊彼特认为是造成经济打破平衡态，进行新的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没有抓到经济增长的精髓，才有了熊彼特那句名言“它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综上，我们就有理由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是实践、是可被管理的、是增长动力诸多属性之上，可以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的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它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内在规律。
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进入物联网时代以来，企业以生态模式为主要表征的创新驱动战略既是国际局势持续震荡，全球产业链面临严峻考验的客观要求，亦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从消费端向产业端扩散，重塑产业格局和能力的内在要求。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更是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寻求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周期”来看，康波周期、库兹涅茨周期以及朱格拉周期都有向下的趋势，说明起码从长期趋势来说，中国正处于新旧周期的转换关头。此期间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大宗商品上扬，货币政策紧缩，企业经营成本上涨，加之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逐步消解，宏观经济进入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态。
从周期低谷走向繁荣的动力，无非来自于三个层面——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是指国家级策略的输出，创造一个有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比如中央强调的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本意就是把打破均衡态。中观层面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的扩散。熊彼特在《经济周期理论》中提出，均衡的机制就是把繁荣的成果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会造成暂时均衡，但同时也孕育着繁荣的因素。我们目前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微观层面的动力来自于企业自身，需要重新认知在前一阶段企业得以生存或是繁荣的前提，并重新为新的阶段组织价值体系，即熊彼特说的“再一次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旧过程的继续。”当然，这三个层面的联动是有机的整体。
新的周期和时代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全新表述。尤其之于大型企业或者在上一个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而言，为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赋予新的意涵既是要求更是责任。大企业必须要有先于社会层面激发出正在孕育中的繁荣因素，在组织环境和技术创新上加快推动社会转型。
张瑞敏结合人单合一在物联网时代的探索提出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新的解释，即企业家精神是让更多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精神（以下简称“精神的精神”）。和鼓励内部创业的内部企业家精神具有本质不同的是，张瑞敏倡导的是没有边界的企业家精神。他的企业家精神范畴既没有刻意强调外部，也没有刻意强调内部，而是基于人单合一长期实践而得的组织平台化、商业生态化的实践。
“精神的精神”的本质是在有效的（社会化）制度保障和（个人化）商业实践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自涌现、自裂变、自进化的效果。如果我们用企业家精神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来解释的话，就是在社会（组织）价值和个人价值这对对立统一的矛盾的推动之下，以量变引发质变的差异化战略作为表现形式，追求人的价值最大化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动力：对立统一——组织和人
形式：量变引发质变——差异化路径
趋势：否定之否定——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组织和人
组织与人的对立统一要分为两点来看：组织和外部的人，也就是企业和用户的关系；组织和内部的人，也就是企业和员工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在经济学中被纳入到了成本—利润的表述之中，并且只强调的对立关系，而没有体现出同一性。这种异化关系的表达，在韦伯式的现代社会中，就是科层制的合法性所在，以泯灭人的个体价值换取理性价值的最大化。且最终体现在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社会上面。
之所以说人单合一对西方经典理论具有颠覆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述和行动立场的转换，从企业立场到人的立场，从企业思维转换到了用户思维和员工价值的合一，即人单合一。从工业时代的科层制到物联网时代的网络组织，两种设计机制反映的是两种宇宙观的交替。对于科层制永恒的形而上学观来说，借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纵观现代管理实践的历程，都不过是在科层制的窠臼之下做出局部改善，在人单合一之前尚没有一个组织层面的整体性、破坏性的毁灭式创新出现。
“精神的精神”恰恰映射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到的另一种宇宙观，“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
互相影响着。”所谓，让更多人具备企业家精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让更多人成为企业家，重新赋予人以应有之义，让组织和人之间的同一性浮出水面，从而在对立统一这对矛盾的自我发展中，保持组织不断更新。
人单合一在物联网时代的组织机制是链群合约。它的构思精巧在于引入了保持对立统一可以持续自我运动的新变量——用户体验。创单链群和体验链群都围绕用户体验的迭代来运转，实现了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同时链群不是静止的，而是根据用户体验的不断迭代而动态优化。如前文所示，用户体验和员工价值本质是合一的，都是和组织寻求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另一面。人单合一的出现就是从已经被形而上学的科层制内部引发巨变，这也是为什么说鸡蛋从内部打破就是新生的奥妙所在。
差异化路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彼时正值抗日战争一周年，毛泽东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给出了回答，并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论断。用管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绝对差异化的战略分析，它来自对宏观趋势的整体判断，同时对自己情况和外部情况做出动态分析，而所谓“持久”就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和环境的因素到达了临界状态，量变开始转向了质变。现在商界流行的“长期有耐心”基本也是这个意思。
张瑞敏曾经对战略有一个简短有力的定义，就是寻找差异化。当别人都在拼价格的时候，海尔拼的是质量和品牌。当别人还在为国内市场占有率殚精竭虑的时候，海尔选择了出海。当别人以创汇为目的出海的时候，海尔选择的是为创牌而出海。当别人还在争夺电商高地的时候，海尔选择的是价值交互。当别人开始向平台转型的时候，海尔已经打造出了全球第一个生态品牌。这其中，每一个差异化战略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过程，并且在每一个阶段之中还有数次从较低阶段的量变引发质跃迁到高级阶段的量变引发质变。
因此，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海尔的生态品牌战略既是海尔自创业以来在差异化路径上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也是海尔自人单合一模式开启之后，塑造全新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形式。人单合一本就是具备巨大差异化的全新管理模式，它要打破的是长期稳定、静态的大企业模式。从最初的自主经营体、利益共同体、小微、小微链群到链群联合体，实现了以资本使用权为中心的产权制度创新，在实践层面通过链群合约这种具体方式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即持续进行制度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结果则是通过价值共享的方式，让更多人在海尔生态中找到了成为企业家的人生机遇，同时通过生态赋能的方式，让更多作为生态方的中小企业找到价值增值的路径。
在海尔差异化的企业家创生机制下，企业家也叫创客，他们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充满了差异化。那些有足够的市场嗅觉，又能将其判断进行组织化的创客都有机会获得资本的青睐，取得市场的成功。他们不象大企业里的员工，千人一面，被统一的指令形塑过。他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以一个创业者无畏的姿态和缜密的逻辑去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如果只是把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作为抽象的哲学理念，是毫无意义的。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企业家存在于实践中，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实践的过程。所有创新实践的终极指向都应该是让人的价值最大化成为现实，哪怕风高路远。
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是海尔的价值观，始终坚定不移的。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家精神常常聚焦在以个体为主体的视域之内，无论是奈特的风险-利润，还是萨伊-熊彼特的创新体系，抑或是柯兹纳的市场过程学等等流派不一而足，论述的主语都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最后导致的就是我们常常把企业家精神理解成一个人的理念和行为，而不是群体概念。这可能是受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所限，从过往对于企业家、资本家和管理者的区别的讨论可以看出，谁才是企业家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对于“谁”的问题，常常要涉及到资本、收益、激励等产权要素。这恰恰是西方产权理论中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
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海尔的转型其实是一次产权转型，将以资本为中心的企业，转型为利益共同体共赢的生态型组织。姜奇平认为“生态型组织的要素主体（如劳动）在不拥有生产资料条件下，可以通过使用生产资料而与资本分享剩余价值”，“将共享与共创联系在一起，可以将价值结果与价值来源联系在一起，发挥人的潜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姜奇平提出生产资料使用权合约不同于拥有权合约之处在于，将重心从资产拥有，转移到资产经营（即责权利）上。首先，在资产责任上，将决策权由所有者下放给使用者（经营者）；其次，在资产权利上，海尔放三权所放之权，都是资产经营权；第三，在资产收益上，把原来由所有者独享的剩余交给非拥有者分享。如此，海尔不但解决了西方产权理论中的故有问题，也对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了大胆创新。
解决了产权问题，就是卸掉了企业家精神上的枷锁，海尔的实践起码说明，在海尔生态之内，任何人都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只要他具备了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理解海尔在物联网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将其看作马克思眼中的积极劳动实践的过程，过程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家精神是创造性的，是无限的，正如张瑞敏所讲“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人的价值最大化’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机制，一种能够实现价值循环，不断的向更高的价值升级、循环的机制。”
